宋人李元綱在其所著《厚德錄》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：宋仁宗至和年間（1054年—1056年），范景仁擔任諫官之職，趙汴擔任御史之職。有一回，兩人議論一件公事時，因觀點不同而發生爭執，從此便有了矛盾。后來到宋神宗當政時，有人在神宗面前說了些關于范景仁的壞話，神宗說：“只要問一問趙汴，就知道范景仁是什么樣的人了。”過了一些時日，神宗問趙汴：“你說說，范景仁的為人怎么樣？”趙汴回答：“范景仁是個忠臣，不是諂媚陰險之徒。”趙汴退朝后，有人問趙汴：“你不是和范景仁有矛盾嗎？怎么還在皇上面前替他說好話呢？”趙汴說：“我與范景仁有矛盾，但那是私事；皇上問我范景仁的人品，關系到對他人格的評判，關系到他是否會繼續得到重用，這是公事。講話得出于公心，我不敢以私害公啊！”
另一個相似的故事也出自宋朝：楊偕主持審官院（宋代主管中下級文官考課銓注的機構）的工作時，西夏的元昊請和而不稱臣。楊偕對朝廷說：“我朝連年出師，國家財力緊張，不如去封信表示同意，慢慢再想辦法消滅。”諫官歐陽修、蔡襄認為楊偕的主張是在和稀泥，是不負責任，分別上奏章彈劾楊偕，說楊偕不考慮為國家討賊，反而支持元昊不稱臣的請求，所以罪該殺。楊偕深感不安，要求去越州做知州，朝廷答應了，走到中途又改為杭州知州。不久后，蔡襄向朝廷請假回家看望父母，路過杭州時卻隨意到杭州的街巷中玩。有人便對楊偕建議，將此事上告朝廷。楊偕說：“蔡襄當時是因公事彈劾我，他是正大光明地說事，我現在怎么可以因為私事而去報復他呢？”
趙汴和楊偕不因私人感情而影響公事，不利用手中的公權力打擊報復與自己有私怨的人，不因私情而損害公道、公德。這種公私分明的處世哲學，實在是一種十分難得的境界。“不敢以私害公”，是對人間正義的一種敬畏之心，也是對內心道德的一種堅守。（唐寶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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